《東京審判》The Tokyo Trial 

《東京審判》無法承受之重:對日本右翼說「不」…
文∕三錯(電影部落客)


         在歷史的長河中,這是不可忽視的篇章:194653,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開庭審判東條英機等28名戰犯,歷時近兩年零七個月,開庭818次,法庭紀錄4.8萬餘頁,出庭作證的證人達419人,出示文件證據4000多件,判決書長達1213頁,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荒木貞夫等16人被判終身監禁,東鄉茂德等2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他其3人或病死或發瘋,史稱東京審判。時隔60年後,青年導演高群書將此事件搬上螢幕,《東京審判》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話題。

 

         從整體來看,《東京審判》是部大歷史小架構的影片。影片以二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28位日本戰犯艱難的審判過程為大背景,重現各國法官和檢察官等國際法律人士經過漫長的努力、權衡後將東條英機等名日本二戰元兇送上絞刑架上的歷史,由此構成了影片的主線,貫穿始終。同時,影片隱去了遠東大審判時世界波瀾壯闊的政治風雲際會,缺少時代的宏圖壯卷,將故事僅僅設定在法庭、會議室、酒店、芳子家等有限的空間展開,重中之重的法庭對峙與辯論雖然有鬥智鬥勇、驚心動魄的震憾效果,但運鏡比較單一,反復採用淡出淡入的切換。

 

         在劇情的設計上,影片穿插了《大公報》記者肖南和日本姑娘和田芳子、日本青年北野雄一三人之間的愛恨情仇,構成了影片的輔線,通過各個人物最終的命運,完成對政治戰爭的詰問與反思。山口正夫的妹妹山口纓子響應政府號召從軍服務,卻成了日本侵華軍人洩慾的工具,北野雄一的弟弟本來是一個純潔的小孩卻變成了殺人魔王,山口正夫戰後人性複現自殺未遂卻死於日本民族激進分子槍下,戰爭令和田芳子為情所困,最終死在喜愛自己的人的槍下,所有這些將戰爭對平民百姓的戕害和對社會的荼毒表現得極為透徹。

 

         不過,對於《東京審判》這樣一部帶有強烈民族色彩和濃厚政治話題的影片來說,從人文思想作出分析,顯然不如挖掘與影片相關的現實和歷史更具有價值。

 

         首先,影片輔線中的數個人物具有現實的象徵意義。他們看似與常人無異,實則可看作是當今日本國內多種對華勢力(團體、派別)的代表。謝君豪飾演的日本憤青北野雄一充滿著對中華民族的仇恨,大和民族狹隘的怒火甚至讓他喪失了起碼的理智與人性,這與當今在日本國內興風作浪、煽動仇華情緒、散佈反華論調的大日本誠流社 大日本同志會 日本關東軍 防共挺身隊憂志會等右翼團體的所作所為血脈相承。曾志偉扮演的山口正夫是一個戰後返回日本的參戰軍人,目睹並親身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和對中國平民的屠殺,戰爭消煙漸漸散去後未泯滅的人性讓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反思自己的罪行和錯誤,甚至面對中國人下跪謝罪,此類人因反省戰爭而對中國人有負罪心態,因而在後來致力於中日友好,成為當今對華友好派別的一部分。酒店中的女店員是世代期求中日友好、排斥和遠離政治戰爭的日本人民代表,他們同樣受著極端右翼分子的誤導與威脅。

 

         觀影前後,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遠東大審判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中華民族半個世紀抗擊日本侵略的總結陳詞,對於這麼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題材,為什麼直到今日得以以光影的形式呈現呢?仔細分析,《東京審判》實際上是中日關係發展現狀的一種影視化的歷史訴求。

 

         回顧逝去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不難發現並沒有出現以影視形式再現這一題材的時機與需求。新中國成立之後,與社會主義改造、打破西方敵對勢力的封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農村聯產承包、國企改革等國內大勢對應的是中日民間交流的不斷加強、中日正式建交、中日關係良勢發展、高層互訪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在抗日題材的影視方面基本上延承的是政治意識主導下的樣板戲:「地道戰」、「地雷戰」、「鐵道遊擊隊」,等等。即使是近些年「意識形態之手」放鬆了對藝術創造的政治管束後,中國電影人關注的依然是諸如《太行山》之類的抗日戰爭本身的題材,對於《東京審判》這樣具有歷史定論定性的題材一直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然而,當歷史的車輪駛進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小泉內閣的上台,日本保守右翼勢力日益猖獗。從日本政府炒作停止向中國經援,挑起與中國東海石油之爭,到日本高官散佈中國威脅論,呼應美國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從日本給予李登輝入境簽證到日美發表聯合聲明「協防臺灣」;從日本政府接管釣魚島燈塔,到政府審定的美化侵略、否認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的存在之教科書出爐;從日本官員散佈中日戰爭是「由於中國挑釁」而爆發的論調,到日本眾議院通過執政黨提出的「戰後60周年決議」,公然將殖民統治和「侵略行為」詞句刪除;這一系列針對中國的惡意挑釁,為中日關係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也在中華大地上從民間到官方有了再一次需要讓日本人正視那段侵華歷史的心理情緒與需求。於是,針對日本官員公然否定國際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之公正性的電影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

 

         所以說,《東京審判》無疑是順應大勢和滿足民族內心渴望的時代作品。導演為此也將重點放在審判本身,通過對國際檢察團與日本戰犯及其律師團針鋒相對的辯論的影視化還原,以鐵一般的證據證明遠東大審判結果的合理性和歷史真相的不容否認性。不難看出,當代日本右翼勢力所持的論據與六十年前日本戰犯與律師團的言詞大同小異,在影片中駁倒後者也就是在現實中對前者的有力批駁。

 

        《東京審判》以審判戰犯為核心和基礎,最終將立足點放在了日本政要與靖國神社這一現實關係之上。影片最後以字幕的形式交待了東京審判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於日本戰犯的種種「處理結果」,清清楚楚道出了將東條英機等戰犯的靈位移到靖國神社的事實。很顯然,這是對小泉不顧中國反對一次又一次地參拜「靖國神社」的回擊:歷史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東條英機等人是發動侵華戰爭的元兇,是殺害中國平民的罪人,作為政府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自然是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狂妄舉動。

 

         不論是導演身負重債拍片的義舉,還是影片所承載著的民族意願,不論影片本身激情四濺的法庭論戰,還是影片再現無法忘卻歷史的藝術價值,《東京審判》都是一部值得讓觀眾送上掌聲的電影。但是,對於那段沉痛的歷史來說,僅僅靠《東京審判》這樣的影片是遠遠不能承載的,它(們)遠遠不能真正讓大和民族認清歷史的真相,遠遠不能讓大和民族反思過往的淘天罪行。

 

       200652,日本《朝日新聞》公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70%的日本人不知道東京審判的內容;在20歲至30歲這一年齡層,10人中只有1人知道;有17%受訪者根本沒聽說過東京審判。這是多麼令中國百姓驚愕的結果,這又是多麼令中國人民沮喪的現實?在我們心中無法抹去的傷痕,卻在傷痛製造者的後代們中間是那麼的無足輕重?日本人對於侵華歷史的冷漠從重可見一斑。對於連東京審判都不知道的日本民眾,一部名為《東京審判》的電影又怎麼會讓其正視過往的歷史?又怎麼能讓其相信遠東大審判的公正性呢?

 

         再看看當前小泉對華的強硬政策,如果說以前選擇813號或17號參拜靖國神社還算有所顧及的話,那麼今年一意孤行地提前於815參拜靖國神社的事件完全是對受害國赤裸裸的蔑視與挑釁。在中日兩國關係陷入建交以來的最低谷時,我們怎能企求用一部電影去換回日本人正視歷史的態度呢?以何種態度何種理念對待日本這樣一個為恥感文化所誤導的近鄰,也是每個中國人在看完《東京審判》後應該思考的問題。

 

         在審視這個問題之前,請允許我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中國大陸學生和數位臺灣學生留學日本,在歷史課上,日本教員提出了甲午戰爭的合理性,數位臺灣學生沉默不言,大陸學生卻與教員進行針鋒相對的爭論,並怒而出走,自此再也不上歷史課,誰料學期末考試,數位臺灣學生成績都不合格,大陸學生卻順利通過。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日本人自卑、變態、欺軟怕硬的心理。除此之外,相信大家都還能清楚地記得小泉在200559世界各國政要參加的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慶典上緊跟美國總統布希時的奴才嘴臉。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與刀》中深入分析了日本民族的精緻心靈和侵略意識兩大特徵。事實上,臣服強者欺淩弱者同樣是大和民族的本性。大唐盛世時期,日本人謙虛向中國學習,敬大唐如師長;20世紀美國主宰地球成為世界的員警,日本人唯美是從,甘作小弟。即便是二戰時期日本的主戰場在中國,戰後(乃至今天)相當部分日本人如《東京審判》中醉酒的兩個日本軍人挑釁梅汝璈時所言:支那豬,我們是被美國打敗的,不是你們中國!

 

         如今的日本政壇已是右翼勢力抬頭、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中國人民要捍衛民族尊嚴,讓日本人真正承認、徹底反思侵華歷史,唯一的方法就是將自己塑造成象美國一樣的國際巨人。因為,唯有強者才能讓日本低頭並屈服。如何成為國際巨人,偉人早已告訴我們唯一的出路:發展才是硬道理。

 

         謝晉老先生認為:《東京審判》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看的電影。的確如此。《東京審判》關乎的是一段中華民族不可也無法忘卻的記憶,是每個中國人必須牢記的歷史。但是,電影無法承受歷史與現實之重,在看完這部影片之後,我們更應該清楚怎樣才能阻止歷史悲劇重演!

 

(本文轉載自「錯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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